1935年4月16日至25日，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黔西南地区。从4月19日起，红军陆续从贞丰县的龙场、白腊，兴仁县的潘家庄大兴寨、姑屯、粑粑铺,鲁础营的三家寨，普安县楼下一带过境，与这里的穆斯林群众有过广泛接触。红军在过境期间，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习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用实际行动打破了敌人的反动宣传，得到穆斯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红军与穆斯林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提起红军经过穆斯林地区的故事，至今虽然时隔80年了，但经过一代代人的口口相传，这里的穆斯林群众仍如数家珍……  严明纪律秋毫无犯  1935年4月19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过兴仁时，在兴仁海河与国民党中央军梁华盛师遭遇，打了一仗，这就是在黔西南境内红军与国民党军发生的海河战斗。战斗结束后，部队陆续进入穆斯林聚居地区——兴仁潘家庄、粑粑铺、姑屯一带，当晚就宿于潘家庄、粑粑铺、姑屯等几个穆斯林村寨。在红军到来前，这里的穆斯林群众对红军都不了解，加上国民党地方保长、甲长们的反动宣传，说红军要来“共产共妻”，叫老百姓们赶快躲避，所以这里的穆斯林群众对红军都有害怕心理，有钱有势的人家，叫帮工看守财产，全家逃往外地躲避；穷的人家见有钱人家都跑躲了，也把自己的妻子、女儿送到深山老林中躲藏起来，当家的男人没有跑远，白天到附近山上躲藏，晚上归家看守。  粑粑铺有一位穆斯林私塾先生名叫张士成，因为自己是教书出身，对国民党的宣传并不完全相信，但他认为自古以来“兵匪一家”，不得不防。他怕自己的大女儿遭到当兵的霸占，便把大女儿送到离粑粑铺七八里远的一个山洞里躲起来，其他人全都留在家中。4月19日早上，传来海河、栏冲河一带打仗的消息，张士成呆在家中并不想走，在妻子的一再催促下，给怀孕不便走动的妻子作了交待，便带着儿子张盛昌，备好干粮，与其他几位穷人出村躲避。不多时，红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从潘家庄过来了,此时天色已晚，张士成妻子带着小女儿躲在家中，不时开门观察动静，见红军人马进入寨子，又连忙关起门，悄悄地从门缝里观察。当他们看见红军并未破门而入，个个样子都很和气，有的在露天坝里、有的在屋檐下打地铺,有的对着关门抵户的人家宣传说：“老乡们，我们是打富救贫的，不危害老百姓！”见到红军纪律严明，并不象国民党兵讲的那样凶神恶煞，一些躲在家中的老弱妇孺，便大着胆子开门出来。红军热情地对众人问寒问暖，进行革命宣传，并向群众借炊具，买柴草升火做饭。张妻见没有危险，也开门出来，把一部分红军引到自己家中，并借给红军煮饭的用具。随后躲在附近山上的人也陆续回到村中，红军一面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一面打开当地财主家的粮仓，把粮食、财物分给穷人。  尊重民族宗教习惯  这一带的穆斯林群众信仰伊斯兰教，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民风民俗，在黔西南穆斯林聚居地区，对待他们宗教信仰的态度常常被看作是对待整个穆斯林民众的态度，因此，红军需要注意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生产生活习俗，避免与穆斯林群众发生冲突和矛盾。红军通过平等沟通增进了解，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伊斯兰教的充分尊重，拉近了与穆斯林群众的感情。  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有着严格的饮食禁忌，他们严禁吃自死动物、严禁食用动物血液、严禁食用非阿訇宰杀的动物、禁止食用猛禽猛兽，其中禁食猪肉就是饮食禁忌之一。当时红军在一个汉族地主家杀了一头猪，用于改善战士们的生活，有几个红军在张士成家里借火做饭，便与其妻拉家常，渐渐亲切起来，饭熟了，张妻便把家中的霉豆腐、酸辣子等素菜拿出来款待红军，红军婉言谢绝了。此时，一个红军提来一大块猪肉，高高兴兴地送过来做菜，没等红军进屋，张妻见了就急忙大喊道：“军士，不要拿进来，我们是回族，不吃牲口菜（牲口菜主要指猪肉）。”提猪肉的红军战士听了连忙止步，一个干部模样的红军叫战士将猪肉提到汉族家去，随后向张妻道歉说：“老乡，我们尊重民族习惯，不知道你家是回族，对不住你家了，请原谅。”过后，在张士成家煮饭吃的红军，虽然没有吃上猪肉，但依然有说有笑，态度十分和气。  给客人敬茶是穆斯林招待客人的最高礼仪之一，红军如此尊重穆斯林群众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使张妻非常感动。当夜，她便留红军在自己家里铺床住宿，红军拿出许多青布条来缝绑腿，张妻一边煨茶水请红军战士喝，一边与小女儿一起帮助红军缝绑腿。红军又与张妻拉开了家常，摆自己参加红军前受苦的情况，还向张妻宣传革命道理，使张妻认识到红军确实是穷人的队伍，是保护老百姓，为老百姓打天下的。于是主动把自家的床铺让出来给红军伤病员住，母女两人为红军缝了一夜的绑腿。次日，红军走时，把张家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将所借用的炊具一一点交清楚，还把许多多余的青布送给张家，以示感谢。张妻亲眼目赌了红军对待群众的态度，又亲历了红军走后国民党军队来村里驻扎时如狼似虎、欺压百姓的情形，两相比较，常常念起红军的好处。多年过去了，张妻已成故人，但她在世时将此事一遍又一遍告知后人……  保护伊斯兰教活动场所  伊斯兰教清真寺在穆斯林群众心中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是主要的宗教活动场所，它既是穆斯林沐浴、礼拜的地方，又是阿訇（主持伊斯兰教教务者）宣讲教义及宗教知识的讲堂，也是培养“阿里发”（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的称谓）的经堂，同时又是穆斯林举行婚丧嫁娶和祭奠亡灵的集会场所和欢度节日的礼堂。红军在长征中一直严令不得损坏宗教场所，对于寺庙、喇嘛庙、清真寺等宗教场所未经允许一律不得擅自进入。  在兴仁的三家寨，红军官兵就很好地贯彻执行了这一规定。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坚持斗争13年之久的“白旗”起义失败，第七代教主马光烈传教到三家寨，命杨云鹤（回民后称“杨老祖公”）主持修建道堂，1892年建成，回民称为“三家寨道堂”，该道堂曾是统领安顺、平坝、安龙、贞丰、盘县、普安等十二坊的总道堂，管理这个片区的回民教务。最为特殊的是道堂正殿后面还专门修建了一个姑祖花园，姑祖系马光烈之胞妹，排行第十，因其未婚夫马俊成参加陕甘回民起义被清政府杀害后，她矢志守节终身未嫁，且在花园内34年不出门户（意思是不顶清政府的天），直至清庭灭亡后方北上回到原籍沙沟，道堂旁边还有杨云鹤等人的拱北，所以，该道堂在穆斯林群众心中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是广大穆斯林朝圣之地。红军经过时看见道堂富贵华丽、院墙很高，以为是当地地主的宅院，便想进入实行打富济贫。可是，到了道堂外，听到里面传出高昂的念经声，原来是阿訇和乡老们（乡老：村中有威信的老人，帮助主持教务的人员）正在念经做礼拜。红军知道这是清真寺后，便没有进去打扰，转到村里宣传革命去了。同样的事情在普安泥堡清真寺门外也发生过，如今，在进入清真寺的巷道旁边桂家的墙上，还留下了“反对王家烈犹国才抽丁当兵”的标语，但清真寺一点也没有遭到破坏。  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  “打富济贫”政策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的重要政策，是党实行土地革命，获得群众拥护和支持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打富济贫”，但在黔西南穆斯林聚居地，红军在执行政策的同时，也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民族宗教政策，较好地处理了一桩“打富济贫”的事件。  当时在三家寨有个穆斯林地主叫马成亮，因其子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所以当地人们都称他为“马老太爷”，看到这样的情况，几个红军战士便把马家的钱粮、盐巴分给了当地的穷人，穷人们自然格外高兴。红军战士还听了一些受过“马老太爷”欺负的穷人的控诉，于是把“马老太爷”抓到了鲁础营城隍庙中，准备将其镇压；但由于“马老太爷”在三家寨有较高的声望，平素对回民们的态度还不错，加之又很讲究伊斯兰教教门（讲教门即守教规），所以此事惊动了三家寨的阿訇和乡老，村中许多乡老都想保他，认为这样的人不能杀。一些穆斯林老人都到城隍庙去为他求情，红军见此状况，一面派人报告首长，一面跟三家寨的穆斯林群众说道：“你们是干人，别来为财主说话，杀不杀马财主，首长们正在研究。”红军首长们针对这样的情况迅速与阿訇、乡老接触，一起商量，乡老们要求不杀“马老太爷”，经过慎重考虑，首长们充分尊重当地宗教上层的意见，依据阿訇和乡老的意愿，下令释放了马成亮。  穆斯林群众对红军的帮助和支持  在长征中，正是红军对穆斯林群众正确执行了党的宗教政策，做到言行一致，逐步得到穆斯林群众的认同，让穆斯林群众加深了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认识，他们纷纷站出来帮助、支持红军。  在潘家庄，“红军要来了”的消息让穆斯林群众十分惧怕，老人们便整天“安拉……真主……”的念个不停,他们祷告真主，不要给这里的回民带来灾难。当大小财主和有钱人都携家带小外逃时，穷人们也纷纷躲进了老林山洞，只有那些穷得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的人，想躲也无法躲，靠帮人赶马为生的丁洪清就是其中的一个。当红军从大兴寨、栏冲河来到潘家庄时，丁洪清老人大着胆子跑出来看红军，他看到的是普普通通、和和气气的一群人，穿着杂色衣服，赶着几十匹马，驮着许多枪支、物件。丁洪清这位赶惯了马的马哥头，看见马就兴奋，在一旁看了又看，舍不得走。红军见状就笑着对他说：“干人，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你别害怕。”丁洪清老人只是摇头，意思是他听不懂这些人说的话。红军的马队停下来，在潘家庄休整，需要给军马换马掌，但是钉马掌的人技术动作并不熟练，丁洪清老人怕他把马钉伤了，就连忙跑回家去，拿起自己帮财主家赶马用的钉掌工具，到红军休整的地方，对红军说：“军士，我来帮忙你们钉马掌，你们不要打我。”红军战士也不太听得懂他讲的方言，但见他拿着钉马掌用的弯刀、钉锤等，忙说：“欢迎欢迎，我们不打干人，只打土豪劣绅。”丁洪清老人见红军没有敌意，便拿出自己平生的技艺，很快就把红军三四十匹马的掌换好了。管马队的红军干部见他有如此娴熟的钉掌技术，问他说：“干人，你也喂得有马吗？”大家的语言都不约而同地放慢速度，渐渐地能进行简单交流了。丁回答说：“回军士，我是穷人，喂不起马，我是帮人家赶马的。”那红军干部笑笑，又说：“你舍得妻室儿女不？如果舍得的话，就跟我们打江山闹革命去。”丁有些迟疑地说：“给军士回话，我舍不得。”说着显出有点害怕的样子，因为担心红军会抓壮丁拉夫。红军干部急忙说道：“不用害怕，我们不会强迫你的，你舍不得就算了。你喜不喜欢喂马？”丁照直说：“回军士，我一文钱不巴身，买不起马。”红军干部笑了笑，握着丁洪清老人的手说。“谢谢你帮忙。”于是送了一匹疲惫的马给丁洪清老人，集合队伍，又踏上了征程。红军走后，丁洪清老人用自己的亲历告诉村里的回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大好人。  在贞丰县，也居住着不少穆斯林，1935年4月18日，穆斯林青年马良辅和另一个青年人一起去赶场后步行返回县城，两人正在贞丰大碑的水沟边歇息喝水；只见有几十个身背大枪的红军战士朝他俩走来，两人以为是国民党军阀的部队，当马良辅凝神张望时，另外一个青年拔腿就跑了，此时马良辅弄不清状况，也准备往贞丰鹅田方向跑。这时，有三个红军已来到他们歇息的地方并向马良辅喊话，马良辅在慌乱之中什么也听不懂，便没有答应，后来几个红军战士放慢速度向他喊道：“老乡！狗场往哪个方向走？”马良辅抬头望见他帽子上的红五角星，这才明白他们就是官家说的红军，这次他听懂了，红军是在向他问路。马良辅渐渐稳下心来，指着笃山方向说：“从那匹山翻过去！”红军为避免走错路，就提出了希望他能带一段路的要求，马良辅见红军个个说话和气，也没有敌意，更不像官家说的那么凶，便答应了。待后面的红军都到齐后，马良辅带着他们朝笃山过纳妹到狗场去。一路上，红军边走边和他摆谈，由于是外乡口音，马良辅只听清：“……我们是红军……为干人……打白军。”随后，红军又问他：“老乡姓什么？家里有几口人？靠什么过活……”马良辅回答：“家里有奶奶、妈和我三个人，奶卖荞凉粉，妈帮人家织布，我赶场做些小生意……”就这样红军与他交谈了一路，虽然有些话没有听懂，但马良辅从来没有看见这样说话客气的军队，心里便消除了隔阂。快走到狗场时，看见附近的田坎上有个人在割草，红军便让马良辅去叫割草的人过来，割草人见状惊慌起来，马良辅对他说：“不要怕，他们是好人，他们有话问你。”这样那人才稳下心来，红军请他带路到龙场，割草人开始有些顾虑，红军笑着向他耐心地作了一番解释，让他放心，说红军不会抽丁拉夫，也不是要他跟红军走，只是请他带路去龙场，到龙场后他就可以回家了。割草人看红军和颜悦色，渐渐消除疑虑，愿意带路，并告诉红军，狗场有国民党军队，还有民团驻扎，红军为避免正面冲突便不过狗场寨子，而是从侧面的山爬过去。不料红军在绕道的过程中还是与国民党军队、地方民团遭遇，当时敌军正在做饭，红军出其不意将敌击溃，敌军四处逃跑，溃不成军，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白腊狗场的敌人，红军对马良辅说：“谢谢你，回家去吧！”于是，马良辅便沿路往回走，回到了贞丰县城。  当马良辅回到贞丰县城时，红军已经攻占了贞丰县城，随着红军在县城里大街小巷的宣传，大家也都知道了红军是给穷人打天下的军队，是好人。有一位红军战士就在他家住了两天，第三天与部队一起出发时，那红军给马良辅的奶奶一个银元作为报酬，奶奶说什么也不肯收，这位红军便赠给他家一架座钟，以作纪念。就这样他们送走了红军，可没有想到在红军离开贞丰后的第二天傍晚，马良辅在偏僻的路边看见一个身穿青衣的高个青年，他仔细一看，此人左脚拐上有一条旧纱布缠着，纱布上有血水的痕迹，面黄肌瘦，一看就知道是几天前受了伤的。马良辅问别人，其他人说听不懂他的话，于是他明白，此人是红军，便急忙跑回家告诉他的奶奶，奶奶知道后走到那人面前轻声问他是不是红军，此人点了点头，接着马良辅的奶奶又问他吃饭了没有，他抬起头打量着奶奶摇摇头，奶奶是卖荞凉粉的，凉粉没卖完，就切了一碗，让马良辅送去给红军伤员吃。到了晚上约十点钟，马良辅和奶奶趁街上无人，就把那个红军伤员扶到家里，烧水给他洗脚，做饭给他吃，并安排他住下。经过交谈，这才知道这名红军战士名叫吴树松，江西人，是“卡帽兵团”的（中央警卫团，因为有方言因素将“钢帽”听成了“卡帽”）。在这段时间内，伤员的起居生活、治疗，吃喝拉撒都离不开人，马良辅家就每天做好饭送到床前给吴树松吃。马良辅的奶奶把石榴树的叶子碾磨成粉后，敷在伤口上，坚持一天一次，经过二十天左右，吴树松的伤势渐渐好转，自己可以拄着拐棍慢慢行走了，就这样红军战士吴树松在这个穆斯林家庭的精心照料下一天天好起来。吴树松在马良辅家住了五十来天，伤势痊愈，而且可以自由走动了，他决定去找红军。马良辅一家都不同意他去，但他归心似箭，最终还是决定要走，他们考虑到吴树松一路没有路费，就找街坊四邻凑了点钱，但吴树松说什么都不肯收，大家再三相劝，他才收下。临走时吴树松拉着马良辅奶奶的手泣不成声，又哽咽着向马良辅的母亲道谢，马良辅也送给吴树松一根拄路的竹棍，大家依依不舍。最后红军战士吴树松指着兴仁方向说：“我往这个方向去找红军队伍，以后我一定写信给你们！”就这样红军伤员吴树松经过马良辅一家的救治，踏上了寻找队伍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