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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安人物 回忆二爷爷谭本良

    信息发布者:谭艳654321
    2017-11-26 12:26:18   转载

    来源 谭代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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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本良(1897.11—1965.11),字俊明,汉族,贵州普安人。

               按族中辈份论,谭本良是我的二爷爷。当时,家乡人都称他俊明(号)二爷爷。

        谭本良出生于1897年11月,有弟兄二人。不幸在他13岁那年,父母先后在七天内去世,孤苦伶丁的他,就靠哥哥谭本宣、嫂嫂胡氏抚其读书。

        在家乡的松岿寺读了几年私塾后,他被送到盘县南台山学堂读书。其亲堂兄谭本清,也一道在该学堂就读,两弟兄同吃同住。当时谭本清家生活要富裕一点,过年后要带上腊肉、粑粑等去,十年寒窗的青少年,人们形容是“馋牢子、饿学生、苦李子、吃半升”。青年时的二爷爷,吃饭狼吞虎咽,对油肉的喜爱那就不消说了。没有多久,谭本清就讲怪话了,说这腊肉拿了几大块来,几家伙就吃完了,为此两人就分开吃了。不但如此,两人升学也各走各的,谭本良考云南讲武堂,谭本清就考贵州讲武堂,在各自的生涯中分道扬鏣。

        谭本良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毕业后,时逢袁世凯纂国,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丧权辱国条约,国人公愤,他就立志从武报国,参加黔军何应钦部队,是时何任黔军第五混成旅旅长,易荣黔任该旅第七团团长,谭本良从排长、连长升为营长。1926年暴发北伐战争,他在新编43军参与在湖南津市、澄州,湖北直都、古老背等地与吴佩孚部队作战,由于战功卓著,晋升为团长,1929年升任该师第三旅旅长,1932年整编为85师,1936年得到盘县同窗同学张道藩推举,进入南京陆军大学特三班学习,毕业后任85师少将参谋长、副师长,投身于抗日战争。

        开头,乡亲们只知道二爷爷是在抗日前线,并不知道所在战场,是一次回乡探亲时介绍,才知道他是在山西忻口作战,他说“我这条命是捡得玩的啰,在战场上几次差点被日寇的炸弹大炮击中,差点见不到众乡亲了!”他说,日本鬼子也是人,他们也不是三头六臂,“只要全国人民团结抗战,就一定能把日本鬼子打败”。在忻口战场南怀化阵地上,85师阵地坚固,尽量避开敌人锋芒,发挥近战夜战和兵多将广优势,和敌人开展肉博战、夜战,使其飞机无法进行轰炸,反复进行阵地争夺战,经十多天血战拼博,全师虽三分之二将士阵亡,营、连、排长伤亡过半,但阵地仍稳如泰山。之后85师在济源县蒲掌村阻击由封门口进攻之敌,反复激战半月,双方相距仅百米,迫使敌军不敢越雷池一步,卫立煌到该师阵地视察时叹为奇迹。1939年6月,85师进入冀城以东地区设防,与向阳城窜扰之敌激战,将敌阻截,形成对峙达半年之久;12月,敌又向14军大举进攻,被85师阻击不能前进,一直相恃到1940年春。

        1940年5月,冀城、晋城之敌同时由东西两面向阳城进犯,85师先在冀城激战10余日,后因部分敌军迂回到侧后,向阳城进攻,军部令向右转进,威胁敌军侧后,在83师配合下,与敌激战10余日,迫使敌军退回原地。7月,移师至晋城西北20里舖附近设防,监视晋城之敌,遭到敌军突然袭击,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在撤回原地时,敌人由于被85师重创过,所以不敢尾追。1942年,谭本良任14军参谋长,全军渡过黄河,在临汝一带构筑防御阵地,保卫洛阳。1944年春,敌军为了占领中原大地和打通平汉路,集中20万日军,在飞机大炮配合下,以闪电式将第一战区蒋鼎文长官司令部的10多个军击溃。5月11日,对洛阳城防工事进行地毯式轰炸,12日强渡洛河,向城区推进,94师英勇奋战,在10多公里战场上硝烟弥漫,喊杀声、枪炮声震天,其英勇壮烈景象,可歌可泣。敌军攻陷洛阳后,又集中兵力,向位于洛阳城郊40余里的85师阵地猛攻,经全师将士英勇反击,阵地被炸成焦土,弹尽粮绝就拼刺刀,歼敌甚众,取得较大胜利,重庆广播电台播发了胜利消息,受到长官部的嘉奖。之后,师移龙门与敌鏖战至9月7日,由于三分之二官兵阵亡和弹尽粮绝而撤出战斗,缩编成三个营,随军到后方整训。14军于1944年换防重庆,谭本良兼任重庆卫戍司令部中将参谋长。

        谭本良二爷爷在国难当头之时,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奋力驰骋抗日前线,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对二爷爷血战沙场的事迹,我深感钦佩,特赋诗一首,以资纪念:“八年抗日守边关,横刀跃马太行山。忻口征战到阳城,洛阳冲锋转聚源。百战沙场硝烟漫,千军杀敌血染衫。出奇制胜歼倭寇,赢得中华老少安”。

        二爷爷谭本良,不但在沙场英勇杀敌,就是回家探亲访友也在宣传抗日。

        那是1938年冬,二爷爷回家探亲时,正遇上中共地下党员张立来普安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谭本良到普安时要先去拜望他原在黔军的老朋友陈亮卿,是时县长也去迎接他,可他要先去陈亮卿家,在他的话说出时,县长只好陪着到陈家,这样有县长、有张立,有普安绅士徐光楷、颜仿秋等,大家都聚精会神听谭本良介绍前方抗战情况,谭首先介绍前线战况,国军阵地主要从正面迎击敌人,但武器装备相对落后,又没有掌握制空权,任凭敌狂轰滥炸,整个前沿阵地几乎成为焦土,所以他们除坚守阵地外,还开展偷袭夜袭等方式歼灭敌人;八路军的战术是游击战,机动灵活,可以分散,也可以集中,如平型关大捷就是一个典型,在介绍情况后,他说:“我们在座的都是地方父母官和知名人士,值此国难当头之际,大家都要齐心合力,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全国人民才能过上平安的日子。”谭本良的一席话,不断赢得大家赞扬。之后,为张立在普安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打开了局面。

        二爷爷谭本良第二次回家探亲,抚育他读书的亲哥谭本宣年高,加上其四子谭百魁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全家悲痛,老人惊闻噩耗,积忧成病,不幸辞世。谭本良回家教育说服全家说:百魁侄儿从军后,在103师服役,师长何知重率领全师官兵先后参加保卫南京、江西等战役,固守江阴要塞达2个月,之后参加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部队撤到湖南集结时仅剩500人,百魁侄儿为国牺牲,死得其所,他的死重于泰山,全家要化悲痛为力量,团结奋斗,直到抗战胜利。战报传到普安时,有名有姓的15人,谭百魁就是其中一个。在张道藩为谭本宣撰的碑文中写到:“本宣君之子皆有建树,第四子百魁,以连长于二十八年(1939)抗日之役,殉职南昌”。是时松岿村谭姓出征未回的还有谭百智、谭老海,不知牺牲于何处。二爷爷也分别到其家座谈和安慰。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件”发生后,中共地下党在贵州形势日趋恶化,在普安从事抗日统一战线的张立,接省工委通知“情况紧急,及时转移”,张转移出普安后,经组织安排转移到重庆。1944年5月,谭本良所在的14军从前线调防重庆,谭兼任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张立受组织指派,亦在重庆活动,客居谭的宿舍三楼(公园路一号),谭以张是家乡人,其祖父又是谭的启蒙老师,因而处处为张提供方便,1932年张立因自由恋爱被封建势力迫害出走,谭函邀张立到该部下任军需官;1936年张立应地下党刘茂隆相邀到南京开设“平平书店”,经营进步书藉,谭本良夫妇先是出资600元支持办书店,后因书店卖进步书藉被查封,张立被捕入狱,谭得消息后,立即去找同窗同学张道藩帮助营救,由谭担保出狱。在漫长的交往中,结为挚友,张在重庆期间,谭始终认为“国共合作抗日,理应支持”,故在一次谈话中,谭毫无介意地说:“你干你的,我不管你那些事”。在政治上互不干预,1945年谭调到河南,仍由其夫人邓元卿负责联络、掩护。三楼成为中共地下党的据点,收集国共有关抗战情况和时事动态,多次在那里开会碰头的有张仁均、张鸣正、陈俊益、陈照明、陈理元、王达勋等同志,大家都深感谭本良夫妇冒着危险保护地下党的同志,其义举难能可贵。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进行和平谈判,共同签订了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1947年3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复任谭本良为85师师长,属黄维兵团,在东北与解放军作战。消息传到家乡说:“二爷爷在前线战斗激烈,双方部队你围一层,我围一层,里三层,外三层。”众乡亲都为二爷爷担心。不久又听说,淮海战役前夕,因二爷爷岳母生病请假回重庆,等他坐飞机去南京带部队时,因部队已全部出发,无法进入前线,后经国防部批准,要他在家听侯命令。在重庆听令时是1948年,内战烟云弥漫全国。此时,地下党员张立又给二爷爷做工作,要他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他一肚子怨气,认为抗日战争结束了,理应和平建设祖国,戎马大半生现又内战,民不聊生,决心解甲归田。不为国民党卖命了,时有贵州省主席谷正伦、保安司令韩文焕到重庆开会,邀谭到贵州兴仁专区主政都被拒绝了,后经张立劝说,“不管文官武官,还是去当一个官好,可以伺机为革命出点力”。12月,谷正伦又电邀谭本良回黔共事,委以贵州省第三行政区(兴仁)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谭答应回黔。于是,向谷、韩通电应允。在离开重庆前一天,派其侄子谭百周(现兴仁县离休干部)去重庆思克农校请地下党同志张仁均到他家,即将到贵州任职情况告诉张,主动问张有何要求?张提出“希望他回贵州后,能营救被关的中共地下党员”,谭答应“一定尽力”。

        1949年2月,谭本良到贵州后,到省府和省保安司令部报到,接受任命,同时找到了由香港回来的张立,张对他讲了时局形势,望他有所准备,迎接解放,示意他作好起义准备。并告诉谭可以派人去兴仁“帮忙”。接着,刘镕铸(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解放后兴仁县委第一任书记)和谭的夫人邓元卿,扮装表姐弟到兴仁,谭委刘为专署视察职务,掩护其地下工作。张立对刘镕铸的任务要求是:对谭、罗一农(保安团长)、田应铣(县长)等作策反工作。

        二爷爷谭本良于1949年3月到兴仁专署就任,他在就职会议上说:“我的施政原则是:三分政治,七分乡情,以安定地方,造福乡邻为已任”。接着对专署原积压、待办文件日夜批阅处理,并遵照谷正伦指令他与龙腾霄谈判“招抚”(龙是1948年由云南讨蒋自救军司令员朱家壁和何现龙指示成立的“黔西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支队司令员,当时未打出旗号),若招安不成,立即清剿。谭于4月下旬和5月上旬与龙进行谈判,反复向省函电请示,到6月上旬,龙巧妙编造云南省已将其编入保安团,开往罗平整训,算是向谷正伦交了差。

        他在任期间,除按照地下党要求,出资800元(银币)由刘镕铸在普安县松岿寺办织布厂,掩护地下党同志和为党筹集活动经费外,十分注重民情,在当时“斗米斤盐”的情况下,从云南买回食盐,分给谭家湾村民,人多的2斤,人少的1斤;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在巡视盘县时,有该县新民乡乡长唐钦禄武断乡里,杀人越货,鱼肉乡民,无恶不作,乡民喻为“虎乡长”,又有两名十余年以来抢劫为业的惯匪及勒索人民的保长1人,经多方调查属实,根据乡民请求,立即将4犯处决。到镇宁视察时,有该县土豪劣绅和恶霸兼备的鲁瑞琨,横行乡里,蛮横自私,挟持政府,危害民众,经民众告发,赃证确凿,即予就地正法。

        为官一生的二爷爷,严于律已,宽以待人,耿直刚毅,烟酒不沾,不阿谀奉承,家中无一块田,一块地,回家探亲就在大爷爷家,为他留有一间卧室,其他一无所有,家族晚辈为他扫墓时,我为二爷爷撰有一联:

        戎马数十年,无田无地无庄园;

        为官半世纪,有声有望有口碑。

        1949年12月,在他多方活动努力下,会同19兵团49军、89军,黔西南和黔西北行政区军政人员,在普安县王家住宅(89军军部),拟定了王伯勋、张涛、王景渊、谭本良、王鹤鸣领衔的向二野五兵团的“辛亥革命义电”通令布告,宣布起义。黔西南得以和平解放,使国家财产、文物、档案得以完整保存,人民生命财产免遭涂炭,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功不可没。

        解放后,谭本良任兴仁专署解放委员会主任,先后主持召开16次工作会议。1950年调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参事,同时任贵州省政协委员,民革贵州省委常委,不幸于1965年11月因病逝于贵阳,享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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